据河南人大微信公号5月31日消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发布。

(13)上述两种倾向是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治理模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⑤北京华清佰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固阳县金山镇污水处理站诉固阳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行终53号行政判决书。(28)有的法院持反对说，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执行连续罚款却不予执行加处罚款的裁定。

只要没有实现排污者停止违法排污行为的最终目的，行政机关尚可选择查封扣押或冻结汇款、存款划拨抵缴罚款、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其他措施。(30)武汉市环境保护局与武汉高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行审1号行政裁定书。是故，应该审查被处罚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酌情考虑被处罚人的主观认错程度。不成立本身不属于对行政行为效力状态的判定。针对不履行处罚决定而加处的罚款，行政机关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而并不必然的应当另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行政执法视野下的关系考察抛去理论界的争议，我国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千篇一律地将加处罚款和按日连续处罚合并设定于同一行政处罚文书，且文书内容以按日连续处罚为主、加处罚款为辅。④部分学者以此为据，将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属性定性为执行罚抑或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性质的行政处罚。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证明无主观过错，特别是不存在过失。

而且，这还与不同的食品经营者可能制造的危险范围以及防御危害的能力相关：企业一旦销售不符合食品标准的食品，影响的群体范围要远大于一般销售者，如果能建立一些防御性制度，将能有效降低危险，这就构成食品销售企业承担更高注意义务的理由。样态一：主观过错作为处罚成立的要件。但由于该条所规定的没收对象可以包括违禁品以外的其他违法食品（原属于合法财物但因经营活动违法而成为没收对象），此时的没收就具有制裁性，属于行政处罚。如果处罚的主要目的是制裁那些侵害具体法益的行为，以防止将来再犯，那么注意义务与结果避免可能性之间应当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而食品销售企业除上述义务外，还需要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明确关于进货查验和记录的方式、内容、人员以及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方式和时限等内容，并以企业规章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作为日常运营的规则。鉴于行为人系初次违法，且查验并留存了供货商的相关证件与报关、检疫材料，已部分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违法行为不具有主观故意，并能主动提供证据配合调查，应当减轻处罚。

但是，一方面，不能笼统地排除行政处罚中的道义非难性，[16]另一方面，即便在刑罚的有责性评价层面，也已脱离古典的心理责任论，而转化为规范责任论。后文除了围绕第136条展开分析之外，也会回溯其他几种样态，以期在一个更完整的规制背景下解读行政处罚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问题。本案中，法院并非一案一议地审查当事人是否在特定情形下完成了进货查验行为，而是对照已被制度化了的进货查验标准，来判断注意义务的履行情况和是否存在过失。[39]尽管从性质上来说，作为制裁的行政处罚应与其他预防性不利措施有所区别，[40]但预防性的目的与行政处罚的实施无法完全区分开来（以处罚来实现预防，这种立法选择是否正确在所不论）。

如果行政机关无法证明当事人主观上明知，则其行为都不满足法条所描述的违法行为的外观形式，当然就更谈不上违法性或有责性的问题。这里其实混淆了行为规范和注意义务规范。[18]也有学者将不知情这一要件解读为没有销售不安全食品的故意，如实供述可确保食品经营者无故意，而进货查验义务则是食品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也就是区分了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将对于主观心理状态的非难，转化为客观的制度化义务要求，在遵循主观归责的同时，实现了责任评价的进一步客观化。

[24]参见注（17），第52页。[33]《食品安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

[43]参见劳东燕: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0页。至此，过失的认定就从主观的心理状态判断转化为客观的注意义务审查。

正是规范目的的多样化导致了主观过错要件的不同地位，一般越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则越淡化主观要件的地位，因此责任评价的客观化与危险防御的规范目的密切相关。那么，食品经营者需要如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才能证明无主观过错?相关案例展现了主观过错的认定过程以及进货查验的要求。无论是惩罚还是预防，都需要通过对行为人主观上的非难来达成。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16]参见注（1），王贵松文，第8页。[6]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主观过错是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还是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责性），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本文主要从有责性角度出发来认识主观过错要件。

[15]是否基于伦理道德上的可非难性而启动制裁措施，一度成为界分刑罚与行政处罚的重要标志。因而，过错不等于故意和过失，而毋宁说是对故意和过失的规范性评价。

此外，这一要件更主要的是涉及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溯源要求，后文第四部分会从危险防御角度进行分析。[26]参见陈璇:注意义务的规范本质与判断标准，《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8页。

（一）从心理状态评价到规范期待评价行政法学者多将行政处罚中的主观要件与责任主义联系起来。关于主观过错要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地位，上文共归纳了四种情形，以下将主要围绕其中第二种样态，特别是聚焦于《食品安全法》第136条食品经营者尽职免责条款来展开分析。

案情概况另参见陈伟:对食品经营者免予处罚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8期，第96-98页。（一）注意义务的类型化关于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有一般人标准说和行为人标准说。这里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全程控制意味着，要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各项规则的功能需置于全过程的视角来考察。据此，对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行为人来说，处罚的前提是明知生产经营者有前述未经许可的违法行为，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故意）是处罚成立的构成要件。

[11]《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据此，历城区市场监管局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决定。

那么，个案中的进货查验行为和制度化的进货查验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三）进货查验义务履行标准的客观化如果在主观责任的认定上关注行为人对意思自由的滥用，那么评价时采取的一定是行为人标准而不是一般人标准，[24]过错的认定需要逐案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履行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以及他是如何选择的。而且此处的主观过错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的要件，而不是有责性评价的要件。

据此可以发现，注意义务的审查从一种个性化认定，转变为规范性要求。[29]参见《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进货查验第1-5项。

与此不同，过失犯的本质是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过失以外在的行为风险为基础。注意义务的客观化是进货查验义务标准的客观化，而不是将其直接等同于禁止销售不合格食品本身。在适用结果上该法规定的是免予处罚而非不予处罚。在该条款的适用中，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所区别，前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即要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后果，后者则要求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如果借鉴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观过错属于应受处罚行为的有责性层面，是在行为客观上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对行为人进行主观归责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法》就是通过（狭义的）处罚、没收、惩罚性赔偿等，共同达成防范和抵御食品安全风险的目的。

责任评价的客观化与结果责任有何不同?从规范文义来看，《行政处罚法》作为处罚领域的基本法规范，在第33条明确提出了主观过错要件，表明了行政处罚在进行责任评价时应当关注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责性。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如果将行政处罚作为一种行政秩序维护措施推向极致，就会导致结果责任，即仅以行为人对管理秩序的破坏结果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制裁的决定性因素，而不考虑通过对违法行为人主观能力的影响达到惩罚与预防的效果。（二）从危险防御逻辑看主观过错要件的地位主观过错要件的客观化适用，不仅在于提出明确的注意义务标准，还需要在规范期待的诠释过程中遵循一致的、可理解的逻辑，形成结构化、体系性的注意义务规则。